第二届人工智能哲学工作坊暨第二届人类增强与当代哲学会议综述

10月22日-24日，“第二届人工智能哲学工作坊暨第二届人类增强与当代哲学会议”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和人类增强这两个主要议题报告并讨论了各自的相关研究成果。会议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在线直播，在线+线下即时参与者近300人。

潘天群教授做了简短的开幕词。他说：人工智能、人类增强等高新技术的发展正急速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理想的技术发展都应当是有轨道的，这样的轨道便是哲学家铺设的；面对今天高技术的快速发展，哲学应当为这些技术的列车铺好前行的铁轨。

在一天半的报告期间会议安排了6组报告，共20位报告人进行发言。这些报告大体围绕两个方面进行：

在人类增强与哲学相关议题方面，来自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的杨庆峰教授在题为《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及其伦理后果》的报告中简要回顾了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指出2000年以来以NBIC为基本框架的当代增强技术正在随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革命发生着调整，以AI为主导的新兴增强技术框架正在形成，并强调新兴增强技术表现出外在走向内在化、从宏观到微观化、机能的异质化和精神的数据化等四个方面的特征，同时相应的伦理后果也将从这四个方面展示出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的程林副教授的报告《人类增强和自我认知:西方文化史中的人类增强早期想象与伦理思考》回顾历史，对西方文化史中的人类增强早期想象进行了报告，并通过早期想象内容对人的自我认知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的陈迎年副教授的报告《天工人其代之:人类增强的界线及其可能》则将目光投向未来，通过检讨“天工人其代之”的历史来探讨人类增强的界限及其可能，指出人类增强的界线只有在“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与“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那种合一中来划定，才是可能的。

针对人类增强中“增强”概念的含混不清与使用混乱的情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计海庆副研究员的报告《“增强vs治疗”的扬弃——论从医学伦理出发的人类增强研究》从医学伦理出发，尝试在与“治疗”概念的对勘关系中把握“增强”概念的实质，并指出人类增强研究的深入发展要求对“增强”vs“治疗”的两分法判断加以扬弃。

来自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司徒安（Andrea Strollo）副教授在报告《人类增强与人格同一性》（Human Enhancement and Personal Identity）讨论了认知的增强将会带来的身份认同难题以及对躯体理论（somatic theory）可能产生的障碍，即人类增强后会面临“几个思考者”的难题。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的丁晓军副教授的《道德增强哪家强:生物医学、人工智能抑或人类导师?》从实验哲学的观点出发对三种主要的道德增强途径进行分析，尝试回答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对道德增强的接受度，以及人们对不同途径的接受度的具体差异及其产生原因等问题。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赵豆则针对利用生物医学手段达到道德增强这一途径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在报告《道德生物增强真的可能吗?——基于哲学视角的审视》中，她指出目前道德生物增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增强”。来自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的王淑庆博士的报告《能动性问题与能动性增强——行动哲学视角下的脑机接口技术》对脑机接口（BCI）这一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新兴技术的哲学反思，指出从行动哲学的角度看，BCI-媒介行为似乎可以作为有意行动，但已有的行动理论特别是行动因果论不能很好地解释BCI-媒介行为的能动性问题。但是当只把BCI看作一种能动性增强技术的时候，则能够更好地理解由BCI引发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在“人工智能哲学”方面，报告人围绕人工智能对伦理-社会的影响以及在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进行了报告与讨论。

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是人工智能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段伟文教授做了题为《算法时代的伦理政治审视与思辨性应对》的报告，指出在数据智能与算法决策被广泛应用的背景下，不论是算法的运作条件，还是人类与算法的关系都关涉复杂的伦理政治配置。因此，算法伦理(包括伦理设计)研究应将算法纳入社会感知技术谱系，从而揭示潜藏于算法及其技术解决主义逻辑背后的伦理政治暗线，并剖析由此带来的社会感知与行动方式的变化和应予扭转的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闫宏秀教授在报告《数据赋能的伦理基质》中提出，在数据智能化与伦理内在化的过程中，对更加有效的伦理方式探寻不仅是对数据赋能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反思，更应从伦理作为基础设施的视角，基于技术哲学的调节理论，引入伦理与技术之间双向反馈机制，在人与技术共融的情境中，构建数据赋能的伦理基质。而对于如何进行人工智能伦理教育这一问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潘恩荣教授在其报告《面向未来工程教育的人工智能伦理谱系》中表明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工程教育需要建立一种人工智能伦理谱系，以此阐明人工智能伦理与工程伦理、传统伦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而为开展人工智能伦理教育提供支持。

关于人工智能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样也受到了报告人的关注。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的邓文韬研究员，他的报告“AI记忆问题和HKSAR中的遗忘权”（The problems of AI memory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HKSAR）分析并指出被遗忘权在概念和伦理上所存在的困难。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赵培做了题为《数字记忆的困境——基于斯蒂格勒技术观对数字记忆的反思》的报告。报告从斯蒂格勒的思想出发，指出基于数字化第三持留的记忆的工业化，不仅导致了知识的丧失，还造成了欲望与个性化的毁灭，从而引发时代的精神性危机。为了抵抗数字记忆的威胁，当代需要发展数字遗忘来维护人的尊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博士生黎春娴的报告《生物识别技术在智能社会应该发展吗?——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则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对生物识别技术进行了反思，分析了中西方对于生物识别技术的不同态度，并建议从一个更为平衡的方向去有节制地发展生物识别技术的相关应用。

多位报告人从传统哲学资源中寻求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崔中良副教授的报告《人工智能研究中人机交互实现的感知基础》在身体现象学视域下，结合哲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探讨了以通感作为机器与人类交互的基本感知模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李日容副教授以《从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此在看人工智能发展的限度——兼论德雷福斯AI批判的局限性》为题报告了从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此在对人工智能发展限度的思考，指出德雷福斯对符号主义AI的形式化本质的批判以及对于海德格尔式AI的非形式化路径的肯定都有失偏颇，由时间性此在所揭示出来的AI的发展方向应该致力于此在形式与非形式化生存的内在融合与统一。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的索引博士的报告《论虚拟现实体验对人主体性建构的影响》讨论了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指出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超出其作为客观技术工具的功能性范畴，而对人的主体性建构产生了虚拟化、可塑化、信息化和交互主体化等影响。在此背景下，一种非本质的、去中心化的主体生成观或许更加适用于思考人在今天这个全面技术化时代的生存境况。

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潘天群教授及其博士生郑炳楠、浦江淮的报告则围绕智能概念及奇点（智能爆炸点）及人工智能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展开分析。潘天群教授的报告《智能系统的增殖与进步》从逻辑分析的视角对智能概念展开精确分析，认为智能可理解成系统面对环境而提出的问题或者挑战而提出方案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可以被比较但难以被精确度量。人类一方面通过生物本能实现基因增殖从而实现智能增殖，同时通过知识的增加人类的智能呈现出智能进步。超级智能机器被设想为人所制造且能够代替人类制造机器的机器，而这样超级智机器被制造出来，机器智能大量增殖的奇点便会到来。郑炳楠的报告题目是《查尔莫斯对奇点论证的重塑及其问题》。报告重新审视了查尔莫斯对于奇点问题的论证和思考。浦江淮的报告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其报告题目为《机器可以进行科学发现吗?——从BACON到AlphaFold》。人工智能专家一直在探索如何用机器帮助科学家进行科学发现，而AlphaFold2对蛋白质结构的揭示则是近期科学界的重大事件。浦江淮通过分析人工智能程序BACON和AlphaFold2，认为机器具备进行科学发现的可能性。

会议讨论热烈，许多问题来自于线上讨论区观众所提出。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南京财经大学曹克教授莅临会场，并对会议发言做了精彩评论。

报告结束后，武汉大学的桂起权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报告进行了总结。复旦大学的杨庆峰教授做了会议的闭幕发言

本次会议的主办者有：

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课题组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课题组。

（南京大学哲学系浦江淮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