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8日至29日，由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国自然哲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召开。会议简化了程序，免去开幕式和闭幕式，把时间全部留给大会发言和讨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吴彤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南京大学萧玲教授，副理事长、复旦大学朱宝荣教授，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南京大学林德宏教授，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程伟教授、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肖显静教授、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成素梅教授等，来自全国各地和江苏省高校的9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教授也应邀前来参会。

会议以米切姆特的约报告作为开场，之后分成四场大会报告，分别由萧玲、程伟、朱宝荣、蔡仲四位教授主持。每场报告结束后，进行集中提问和讨论。代表紧密围绕会议主题深入交流和探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畅所欲言，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与会代表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议题发言并讨论。

一、如何推进中国自然哲学的发展

自然哲学是一门最古老的哲学分支，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界历来很重视自然哲学研究，关注自然的辩证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关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形成了自己的重要研究特色。但是，随着自然辩证法学科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后，自然哲学有被淡化、边缘化的趋势，相关研究成果日渐减少。在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中，重视、加强和发展自然哲学研究，是一个十分迫切和现实的问题。

林德宏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明确反对用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取代自然哲学的研究。他指出，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固然十分重要，应该不断发展，这毋容置疑，但不能由此否定或轻视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研究自然界最一般的本质与规律，及其与人、社会、科学、技术的关系。可以说，自然哲学研究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的基础，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对象都离不开自然。没有自然界就不会有人，没有人也就不会有科学和技术。因此，不能满足于孤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而需要对人、自然、科学、技术进行综合研究，这应当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特色和优势。现在自然哲学研究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尚未建立合理的哲学理论体系，这正是我们应当关注它的理由。

萧玲教授也强调，自然辩证法研究是中国特色，从其学科建设和发展来说，不能舍弃自然哲学的研究，不能用科学技术哲学来挤压甚至取代自然哲学研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于光远先生任理事长以后，一直把自然哲学看作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也把自然哲学置于其标识语之首，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也是较早成立的二级学会。但是，现在的自然哲学研究却受到冷落。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已专门撰文讨论。

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成素梅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旧的自然哲学思维方式是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于古希腊时期，成熟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时期。然而，量子力学的产生，对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关。因此，转向和确立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代自然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讨论中，有多位专家学者对如何推进中国自然哲学的发展发表见解。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强调，自然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本很重要的自然哲学著作。复旦大学袁闯教授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向前看，要吸收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也要回溯源头，研究恩格斯的思想，因为恩格斯思想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需要不断挖掘。清华大学吴彤教授建议，无论在学科建设上，还是在课程建设上，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界都要加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联系和合作，在理论研究上虚心地向马克思主义学界学习，认真研读马恩经典著作。

中国科学院大学肖显静教授认为，发展中国的自然哲学研究，一是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古希腊和中世纪（含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哲学思想；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自然哲学思想；三是要进一步研究分支自然科学中的自然哲学思想。哈尔滨工业大学哲学系吴永忠教授认为，自然哲学研究应引入修辞学和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同时要开展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比较研究，围绕生态文明的主题重建自然观念。复旦大学朱宝荣教授认为，自然哲学要发展，一定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研究主题，凝聚人才，多出成果。他建议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要组织一些专家，集思广益，争取联合申报一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以凝聚学术队伍；同时也要加强与国际自然哲学界的联系，联合主办学术会议，以扩大学术影响。

本次会议在多轮通知和会议注册网站中都列出了关于中国自然哲学发展的评论和建议栏目，会议通过回执形式搜集反馈信息，不少学者给出了很好的意见。

二、中西方的自然哲学思想及自然观

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教授在大会报告中论述了德裔美国哲学家约纳斯（Hans Jonas，1903-1993）的自然哲学思想。他指出，约纳斯是一个重要的自然哲学家，他的理论成就主要在三方面：对宗教的解读、关于生物学的形而上学、技术伦理学。其哲学思想采取哲学生物学的形式，对更深刻和更广泛的生命现象作出一种哲学式的解读。约纳斯重拾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作为“善”的来源的思想，认为人类必须对自然负责，人具有保护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完备的、持续性的，并且会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调整其目标。在斗争性更强、生命更趋于自保的宇宙中，更需要积极的善意的管理者而非冷漠的旁观者。可以说，约纳斯将哲学生物学看作技术伦理学的入门，提出了一种作为伦理学基础的自然哲学。

清华大学吴彤教授以中国古代诗词和绘画为例，探讨了古代文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看法。他认为，他们对于自然的认识是广泛而深刻的，对于自然的研究是现象的，是与其天人合一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自然观是非开发自然、非剥削自然的自然观。今天，在关于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关系的认知与态度上，我们应汲取这种自然与文化结合的思想。

南京大学李曙华教授认为，《周易》蕴涵的自然哲学思想，是一种以生命为隐喻，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统一的生成哲学。正是这种独特的自然哲学，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超越的价值之源，为中国古代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而且应在21 世纪伟大历史转型和中西对话中，共同创造人类不同文化“殊途同归”、“和而不同”的世界生成之序。

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马雷教授指出，自然哲学发展的过程伴随着科学家思维方式的不断转换，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库恩的范式、劳丹的研究传统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刻画了思维构架对于自然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思维构架在科学上具有不同层次，在哲学上也具有不同层次。关注一下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家及其科学探究过程，不难发现，科学家的宗教思考与其科学思考具有深度关联。宗教不仅仅成为科学探究的终极动机，就基本的科学概念或科学定律而论，其宗教启示恰恰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思维构架。

哈尔滨工业大学吴永忠教授探讨了自然实在论的困境和出路。他指出，作为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思想和观念，自然实在论视客观性、真理性、实在性为科学合理性的理所当然的前提，在认识论上体现为“自然优先”的立场。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的社会研究取代科学哲学成为元科学研究的主流，形成多种形态的社会建构论，将自然消解在社会之中，向科学哲学的自然实在论提出了不断而严峻的挑战，从而导致自然实在论的自然观、科学观、真理观、语言观及科学合理性陷入困境。回归科学实践本身、走向解释学建构主义是摆脱自然实在论困境的一条可能的理论出路。

    三、自然哲学领域的人工自然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个特色，就是重视人工自然的研究。中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不但注意研究天然的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客观过程，而且注意研究人工的自然，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人工自然成为许多专家学者探讨的主题。

林德宏教授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重点应当从天然自然转向人工自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努力这样做。用技术物取代自然物，就是用人工自然取代天然自然。现在人工自然恶性膨胀，天然自然已千疮百孔。没有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也不复存在，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用人工自然来完全取代天然自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很少考虑这些问题，这正是自然哲学的重要任务，它关系到人类的存亡。

萧玲教授认为，从人工自然哲学这一角度开展理论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自然哲学研究都是以天然自然为主，很少涉及或忽视人工自然，这使其在理论上难以很好说明人与自然、人与物、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中也脱离了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脱离了人类的创造活动，使自然哲学的研究价值难以体现。自然哲学研究必须坚持，但是研究重心必须改变。必须重新理解自然哲学，重新予以定位，把人工自然哲学作为研究重点，并使之与科学哲学尤其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产业哲学更好地结合。

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吕乃基教授的发言提出，人工自然是技术哲学之“体”。技术哲学可以归结为创新—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以及这两个过程之间的互动与反馈。这两个过程之间的交汇点，反馈和互动之“体”就是人工自然。生产过程制造出人工自然的结构，消费过程具有消费人工自然的功能。全部技术哲学是围绕人工自然构建和展开的。

东北大学王健教授从工程伦理的新维度探讨了人工自然的保护问题。她认为，人工自然作为人类劳动的固化形式，既体现了当代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体现了前代人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对人工自然的保护是对过去时代人类劳动之物的保护，体现了当代人对上代人劳动成果的尊重，是一种继承的伦理关系。如果说对天然自然的保护主要关注的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伦理关系，那么人工自然的保护则体现了当代人与前代人的伦理关系。

合肥工业大学李才华副教授探讨了人工自然中的技术风险问题。他指出，人的目的性与自然的随机耦合性形成一对矛盾。自然灾变具有消解异己的人工技术、取消人类目的性的倾向，以一种骤然爆发的自然力藉强大的耦合作用来重组人工自然，迫使其重归天然自然，从而导致技术风险。人工自然的特异性越强，技术文明越先进，蕴含的技术风险就越大，遭受地震等自然灾变的损毁也越大。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类只有顺应自然、权衡利弊，通过改变人工自然创建模式来减少技术风险。

广西民族大学高剑平教授从人工自然的角度阐述了他的“元工具论”思想。他认为，人类自身的进化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有幸掌握了工具的制造与使用，并使之传承下去。因此工具与人类有着相同久远的历史。最初人类所持有的最为基础的工具是“元工具”，即人类最早的工具，也是组成人类制造的一切工具的最为基础的技术作用形态的根本体现。它表现为手、火、语言，是“制造工具的工具”，是“工具的叠加”的产物。“元工具”的产生，是自然选择的过程。手、火和语言的相互促进发展，演进为更加完善的多种形式，推进了人类世界的工具化、社会化和人性化进程。

    四、自然哲学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

肖显静教授通过考察生态学实验与传统科学实验的区别，指出生态学实验具有“自然性”的本质特征。他认为，生态学实验的最终目的与传统科学实验不同，主要不是获得实验室中对象的认识，而是获得自然界中存在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这决定了生态学实验对象的选择、实验仪器的作用、实验原理的建构以及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过程的进行、实验结果客观性的讨论等，都是围绕着最终实验结论是否能真实反映自然界中存在的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也正因为如此，生态学实验是将实验搬到自然中，在“处理”的基础上进行现象的“还原”，其路径是“追随自然”，其目标是“发现自然的事实”。这是生态学实验区别与传统科学实验的本质特征。

东华大学贺善侃教授认为，生态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倡导和谐自然观、发展生态科技及建设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三个重要环节。和谐理念是生态文化的首要理念，和谐自然观是生态文化的核心。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生态科技的发展须以生态文化为动力。必须强调生态道德观念，提升全体公民的生态意识，倡导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

合肥工业大学黄志斌教授从自然哲学的视角探讨美丽中国建设。他认为，美丽中国的特质就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璧合，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形式协调、作用互利、意蕴相洽。形式协调主要在于两者在空间上既展现对称又富有变化、尺度上既大小相宜又比例适度、色彩上既对比得当又调和有致，作用互利涵括两者宜人结构的相容共生、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和整体过程的最小熵增，意蕴相洽则要求两者意义彼此相通、氛围相互烘托、意象圆满规整。这些向我们昭示出美丽中国建设的努力方向。

苏州科技学院王建明教授认为，生态哲学主张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以人为本的环境价值观、尊重自然与敬畏生命的环境道德观、和共生与协同进化的可持续发展观。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突破原子主义的机械性思维、主客分裂的自然观、物质主义的环境价值观、利己主义的环境道德观，唯GDP主义的畸形发展观，走向以人为本、道法自然、城乡一体、多元互动、和合共生、协同发展的可持续城镇化道路。苏州科技学院陈建新教授向与会代表汇报了自己参与苏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研究成果，提出苏州生态文明建设要引入文化和生态之维，汇聚经济、人文、生态于一体，建设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养生之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邓心安教授发言强调，正在兴起的生物经济和即将来临的生物经济时代，为农业发展及相关产业绿色转型带来新的机遇，意味着未来农业必然要做相应的调整与变革。相对于经济社会需求构成农业拓展的外在动力，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则成为农业领域及功能拓展的内在动力。

南京林业大学郭辉副教授发言指出，环境伦理应从元伦理走向公共伦理。认为，诸多具有元伦理性质的环境伦理论争，偏离了现实生态环境问题，远离了作为环境危机根源和伦理主体的人，因而在实践中难以被公众接受，无法有效地影响政策领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他强调，环境伦理学未来的发展，应该转向一种更加积极的面向公众的应用伦理学模式。

沈阳师范大学田鹏颖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辽宁省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垃圾处理上的先进经验，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从垃圾处理开始。北京交通大学林建成教授、南京大学戴建平副教授等也分别围绕会议主题作了大会发言。

会议临近结束时，萧玲教授介绍了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及中国自然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再次引导会议对中国自然哲学的发展集中进行讨论，代表们纷纷发表意见、献智献策。最后，她对与会代表、特别是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给予学会和会议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她认为，会议必将对中国自然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并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加入到自然哲学的研究中来。

（南京林业大学郭兆红供稿）